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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传承,赓续文脉:一本一本翻出来的学问

1981年9月17日,中共中央印发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。

1981年9月17日,中共中央印发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。今年4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意见指出:“做好古籍工作,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发展好,对赓续中华文脉、弘扬民族精神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。”意见就总体要求、完善古籍工作体系、提升古籍工作质量、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、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。四十多年来,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,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。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,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。

刘永翔先生

刘永翔先生

刘永翔,1948年7月生,字寂潮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长期从事宋代文史及古代文论研究。著有《〈清波杂志〉校注》《蓬山舟影》等。与父亲刘衍文合著有《文学的艺术》《古典文学鉴赏论》《袁枚〈续诗品〉详注》。与人合编有《先秦两汉散文选》《沧趣楼诗文集》等。主编有《胡云翼集》。与人主编有《朱子全书》《朱子全书外编》《顾炎武全集》《中华古文观止》《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》等。

澎湃新闻:4月11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,这个文件距离1981年9月17日《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发表已经四十多年了。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次的《意见》的看法?

刘永翔:两办的《意见》,是对我毕生从事的专业的有力支持,必然会使古籍整理事业大为改观。不贤识小,我个人就谈谈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和经验教训吧。

我要谈的第一点是,希望各大专院校能够建立专业的古籍研究所,由校领导直接负责。就以我们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来说吧,“文革”结束后,由二十四史标点组、古籍组发展而为古籍研究室。1983年陈云同志有关古籍整理的批示下达以后,又由研究室而成研究所。十余年来,我所承担并完成了《朱子全书》与《顾炎武全集》两部皇皇巨著的整理工作。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,而顾炎武则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,一汉一宋两部大书,都由我所同人来校点和编纂,这是值得自豪的。我们古籍所原本直属于学校,一直以来,所内同人都专心致志于古籍整理,即便承担教学任务,也是培养古籍整理的博士和硕士。可是,2019年,学校突然宣布将古籍所划归中文系,所长成为中文系下属的一个教研室的负责人,据说这样做可省一个处级单位。如此则所里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也就变成中文系的教员,要承担系里的教学任务。而中文系的考核方法和古籍所不一样,每学期需要达到一定的教学时间,这样一来,大家的精力和时间都被大大分散,授课已经疲于奔命,还怎么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古籍整理工作呢?

我希望高校领导能够在两办《意见》的指引下,重新重视起古籍整理工作。就拿前面提到的两部大书来说,足足花了我们十六年的时间,才搜集完备、校点完善,《朱子全书》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,《顾炎武全集》则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。遗憾的是,学校领导似乎并不当一回事——若是自然科学获奖,他们就会异常重视、大力宣传,可是对古籍整理所获得的荣誉,他们似乎就视若无睹了。以文科来说,古籍整理的地位也大大不及从事西方现代学术研究。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从事的事业与现代化毫无关系吧?对古籍整理工作者而言,这是非常令人痛心、感到泄气的。

澎湃新闻:前面谈到您参与了两个集体古籍整理项目《朱子全书》和《顾炎武全集》,而您自己的著作《〈清波杂志〉校注》被视作古籍整理的典范。记得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就说过,《〈清波杂志〉校注》令他想起胡道静先生的经典之作《梦溪笔谈校证》。能否请您以此书为例,谈谈自己的古籍整理研究心得?

刘永翔:《〈清波杂志〉校注》本是我的硕士论文,按以前的惯例,写论文,顾名思义,是要“论”的,而我从事的却是“校”和“注”,这就迥异于一般的毕业论文了。一开始也有人表示反对,多亏我的导师徐震堮先生力排众议,我才能将古籍校注作为毕业论文。事实证明,这个决定对提高学生的古籍整理水平有莫大帮助。直至今日,我所学生以校注为论文是毫无问题的。

记得我的做法是,一编到手,读之烂熟,记下当注之处,再去图书馆查阅。有些材料我是知道要上哪里去找的,而绝大部分却茫然不知,只能不断到书海中去寻觅。我去图书馆是从不坐的,就站在书架边一本本翻阅。有时候一整天下来一无所得;但一旦有所得,就感到欣喜异常,马上抄录下来备用。

答辩通过后,我又继续加工,完稿后一数,一共引了六百余种书,时间则足足花了六年。那时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数据库,资料都是要靠一本一本地翻、一条一条地抄才积累起来的,虽费时费力,但对自己有莫大好处,为了这么一本《清波杂志》,我翻阅了几千本书,而且是从头到尾一页页看下来的。用数据库当然方便,做起研究来效率很高,像《清波杂志》这样篇幅的书,现在的年轻人用电子检索也许一年就可完稿,可是也由于急于求成,不问语境,不析词义,在数据库中搜到一个词就仓促抄下来用为注释,如此则屡出郢书燕说之误。报刊上屡有人撰文指出这个问题。

现在想来,如果我不做《清波杂志》的校注,茫茫书海,就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了。正是围绕着《清波杂志》来看书、查书,尽管许多书对注书无用,但对增进学识是有益的,我由此而熟悉了宋、辽、金的史料,这对初入学术界的我来说,是受益匪浅的。

澎湃新闻:除了这本宋人笔记,您还整理了曾做过末代帝师的陈宝琛的集子《沧趣楼诗文集》,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? 

刘永翔:这部《沧趣楼诗文集》是我跟我的学生许君全胜博士一起整理的。当初在出版社接下这一选题,照理说做起来是十分容易的,诗以齐言为主,这本诗集又别无他本,只要加上标点就可以了。可是我们想多下一些功夫,索性把陈氏的文集也一起收入。这样便给自己增添了一重麻烦:文集没有刻本,只有抄本和油印本存世,为陈氏后人所藏。我们辗转把书借来,合在一起整理。最初,编辑还对诗文集一起出版,篇幅过大,有所迟疑,在我们坚持下才获首肯。我们不仅是句读其书,还取陈宝琛手迹及其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字以校异同,藉以展示其推敲改易的苦心。附录中还收入其婿所撰陈氏年谱。不过,整理中由于与编辑想法不一,也留下了好些遗憾。例如,奏议居然收在了《附录》,《年谱》中删去了据说涉及“封建迷信”的记载,陈氏这位遗老敬避帝讳之字尽加回改,轨范的校勘用语也被擅改。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此外,许君还搜集了不少有关陈宝琛为人处世和为诗作文的评议材料,厚厚一大叠,交给出版社后,最终以篇幅过大为由退还。实际上,这些材料对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极其有用的,可免他们翻检之劳。中华书局不是还特意出了不少文学大家有关资料汇编,如《白居易卷》《杜甫卷》等等多种吗?

我之所以想整理陈宝琛的诗文集,是因为我异常欣赏他的《落花》诗。我在陈集整理前言中说:“这四首诗,结合自己的身世,倾诉了对清社既屋的沉痛之感、无奈之情,抒发了当时以胜朝遗老自居者的共同心声,难怪要引起王静安先生的共鸣了。而且,诗无达诂,其艺术性之高,也足以使现代的解人读后感到无限怅惘,欲唤奈何。我认为,这组《落花》诗足以与王士禛吊明亡的《秋柳》诗在诗史上后先辉映,而艺术性则后来居上。”这本书,我最满意的就是这篇前言了,幸而一字未改,完全表达了我对陈氏的全面评价。这篇文字还被翻译成英文。

澎湃新闻:谈到诗文,您自己无论是创作还是赏鉴都卓有建树,您和令尊刘衍文先生合著的《文学的艺术》与《古典文学鉴赏论》有口皆碑,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?

刘永翔:我和家君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学,而且从事的都是本体研究,与时下流行的考索作者行迹和交游的论著迥异其趣,这些学者实际上是将文学当历史来研究了。我与家君合著诸书则专注于诗文的艺术性,略近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方式,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。对诗文作历史的考索我并不是不能,只不过在大多数场合这些皆“匪我思存”罢了。我虽醉心于辞章之学,但人的一生总要做出些牺牲的,为了集体项目《朱子全书》《顾炎武全集》的整理,就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搁置一边,久久罢赏奇析疑之作。今退休数年,颇欲重拾旧业,恨家君已逝,不能诗礼趋庭,惟有师心自用、独寐寤歌了。

澎湃新闻:对上海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,能否请您提些意见和建议?

刘永翔:自上海辖境扩展以来,所属区县,历代著名文人学者为数不少,所著自多,尽可挖掘。有些已经做了,比如在学术著作方面,嘉定钱大昕、王鸣盛的全集已经整理出版,文人之著,如松江董其昌的全集也已由我所严文儒先生编定刊行,王英志所编《陈子龙全集》也已问世。但松江陈继儒、青浦王昶、南汇张文虎的全集似乎尚未有人着手。在深度整理方面,杨明先生对《陆机集》作了详赡的校注,是当今陆氏著作最好的本子。但《陆云集》的校注还有待于能者。我建议还可编一套上海历代文人的别集丛刊,体现海上文脉的传承嬗变,对建设新型的上海文化是富于借鉴意义的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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